走進「黑匣子」—— 記八月的七三一之行
2026 年 8 月 26 日，哈爾濱
那天的太陽很好。我記得我站在馬路對面，隔著一段距離，先看到了那座建築 —— 一座黑色的、不規則方形的建築，像一隻被遺忘在曠野上的盒子。工作人員告訴我，它的設計靈感來自飛機上的黑匣子：密封、沉默、記錄著最不願被公開的秘密。我當時還不明白，為什麼一座記錄「證據」的博物館，會被做成這個樣子。
直到我走進去。
一、推門之前
預約是提前完成的，全程實名。我想起新聞裡說這裡每日限流，又想起自己跨越千里專程而來的那份執著 —— 其實我也說不清為什麼一定要來。可能是讀過太多文字，可能是聽過太多名字，可能是覺得，有些歷史，必須親眼站在那片土地上，才算真正「讀過」。
陳列館在平房區。1936 年，日軍把細菌戰部隊總部遷到這裡；1938 年，這座佔地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基地正式啟用。從外面看，這裡就是一片安靜的廠區，誰也想不到，在高牆之內，曾有一座被稱作「四方樓」的人間魔窟。
二、靜默的展廳
走進展廳的那一刻，我發現整個空間是「靜」的。不是寂靜的靜，是沉重的靜 —— 數百人走在一起，卻沒有人在交談。只有腳步聲，和偶爾壓抑的抽泣聲。
展覽從「侵華日軍細菌戰」開始，依次是「七三一部隊」「人體實驗」「研製細菌武器」「實施細菌戰」「毀證和審判」。我慢慢地走，一行一行地讀。玻璃櫃裡陳列著生鏽的細菌培養皿、冰冷的手術器械、燒焦的殘骸復原品。我看見一枚細菌陶瓷炸彈的複製品 —— 它看起來那麼「普通」，像一個陶罐，可它裡面裝著的，是要被投放進村莊的瘟病。
然後我看到了那個詞：「馬路大」。
日軍給被送進四方樓的受害者取的名字，意思是「圓木頭」—— 一段可以隨意劈砍、隨意處置的木材。三個漢字，寫盡了人把人當作物的惡。我站在那面展牆前很久。原來，「非人化」的第一步，就是先給一個人換一個名字。
三、數字與名字
後面的展區，我記得住幾個數字，卻記不住其中任何一個名字的重量：
- 川島清在伯力審判上供認：每年約 400 至 600 人被送往特設監獄，1940 至 1945 年間有 3000 人被用作人體實驗材料。
- 根據「特別移送」檔案與原隊員口述，可確認在四方樓慘遭人體實驗的受害者有 1549 人。
- 綜合估計，死於活體實驗的人數在 3000 至 10000 之間。
我站在那面記著受害者名錄的牆前，突然想：他們每個人都曾經有名字，有家人，有明天。可他們的名字，很多已經找不回來了。他們被凍傷、被感染、被減壓、被活體解剖 —— 央視曝光過的原隊員口述裡，有人親口說：「我解剖過三百個人體。」三百個人。說這句話的人，也許後來還做了醫生。
四、陽光下的庭院
走出展廳，是舊址區。本部大樓、四方樓遺址、特設監獄殘牆、鍋爐房、焚屍爐……2015 年，這些地方被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如今安靜地立在草地上。風吹過的時候，草葉晃動，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。
可什麼都發生過。
1945 年 8 月 9 日，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的消息傳來，石井四郎密令銷毀全部文件、炸毀實驗室、把成員送回日本，嚴令「不准暴露身份、不得互相聯絡」。他們把秘密帶進墳墓，也把罪惡帶回了家。戰後，蘇聯在伯力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對細菌戰戰犯的公開審判；可由於冷戰與利益交換，美國以「數據換豁免」，石井四郎、北野政次們最終逃過了審判，有的人戰後甚至成了醫學界、學術界的權威。
正義來得遲，來得不完整，所以我更要用自己的眼睛記住這裡。
五、走出「黑匣子」
離開時已是閉門時分。陽光很亮，亮得讓人有點不適應。我站在門口的台階上，回頭再看了一眼那座黑色的建築 —— 它依然沉默，像什麼都沒說，又像把一切都說完了。
太太問我參觀的感受，我說：「心情複雜，難以筆墨形容。」這不是客氣話。因為真正的歷史，往往不是靠說出來的，而是靠記下來的。那些數字、那些名字、那些殘骸，它們不會因為被寫進文章就變輕，但會因為被反覆記起，而讓活著的人更懂得一件事：
歷史不會因為被遺忘而消失，和平也不會因為被渴望而自來。銘記，是我們對逝者最鄭重的告別，也是我們能給後人最真誠的囑託。
走出「黑匣子」，陽光曬在我身上。我想，這大概就是「以史為鑒，以和平為依歸」—— 走進去，是為了不忘記；走出來，是為了好好活著，也讓下一代不必再走進任何一座「黑匣子」。
華玉講堂-太乙九天玄女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