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泓道者

何謂「三正」「五行」?

一、這篇文章要解決什麼問題？

百年來，梁啟超、康有為、劉節、顧頡剛等疑古學者有一個基本判斷：

• 「三正」＝夏建寅、商建丑、周建子，是三個朝代的正朔；
• 「五行」＝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種物質；
• 所以《甘誓》裡講「三正」「五行」，一定是漢人偽造；
• 顧頡剛更進一步認為，古書中凡講「三正」「五行」的，多是劉歆等人偽造，因此漢以前的古史不可信。

作者劉俊男反對這種看法。他認為：

• 「五行」不是五種物質，而是一年之中陰陽二氣消長的五個時段；
• 「三正」不是夏商周寅丑子三建，而是以天、地、人為參照來確定年首的司曆方法；
• 《甘誓》不是偽書，而是夏代史官所記；
• 漢代改正朔、改服色，與篡改歷史無關；
• 劉歆偽造古史的可能性可以排除。

二、「五行」的本義：一年五個時段

作者說，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五種東西，而是把一年分成五節：

• 每節約七十二天；
• 五行共三百六十天，當一年之期；
• 剩下五、六天，用來祭祀或過年。

《白虎通·五行》說：「言行者，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。」意思是：五行是講「替天行陰陽消長之氣」的。所以水位在北，代表陰氣；木位在東，代表陽氣始動；火位在南，代表陽氣用事；金位在西，代表陰氣始起；土在中央，主吐含萬物。這些都是講季節、氣候、陰陽變化。

古書裡的東南西北四方，也常代指春夏秋冬四季。例如東宮蒼龍、南宮朱雀、西宮白虎、北宮玄武，就是四季。甲骨文中商人向四方風求年，也應理解為四季風。

《淮南子·時則》《月令》《呂氏春秋·十二紀》講「孟春之月，其位東方，其日甲乙，盛德在木」，也是描繪季節變化。

五行還配五色，每色代表七十二天，共三百六十天。五聲、十二律、黃鐘，也都是用來定曆法的。黃鐘最重要，處中央而制四時。古代權、衡、規、矩都依黃鐘之數，就像今天度量衡以赤道四千萬分之一為一米一樣。

五行也有相生相剋，但這是就季節而言。董仲舒說：「天地之氣，合而為一，分為陰陽，判為四時，列為五行……比相生而間相勝也。」不是後世庸人理解的「水來土擋、金器砍木」。淮南子早就說：「金勝木者，非以一刃殘林也；土勝水者，非以一壩塞江也。」

五行還有五性：火為陽，尊故上；水為陰，卑故下；木為少陽，金為少陰。這些都是講陰陽消長之性。

作者又舉證說，五行之說可追溯到鄒衍以前：

• 《墨子·貴義》講「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，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」；
• 《孫子兵法·虛實》說「五行無常勝，四時無常位」；
• 范蠡說「四時不並盛，五行不俱馳，陰陽更唱，氣有盛衰」；
• 銀雀山漢簡《黃帝伐赤帝》講五帝；
• 《孔子家語·五帝》講天有五行，分時化育，其神謂之五帝；
• 《管子·五行》《幼官》講黃帝作五聲、立五行以正天時；
• 《周禮·考工記》、《易》說卦傳、左傳、山海經、甲骨文，都有五行痕跡；
• 彝族曆法有土、銅、水、木、火五季，每季七十二天；納西族也有類似五行配方位、天干的做法。

所以結論是：五行＝一年五節，是古代司曆的必備要素。《甘誓》說「威侮五行」，就是罵司曆者失職，罪莫大焉。

三、「三正」的本義：三種確定年首的方法

作者說，三正不是夏商周寅丑子三建，而是天正、地正、人正，也就是天統、地統、人統，赤統、白統、黑統。

《禮稽命徵》說：伏羲建寅，神農建丑，黃帝建子；禹建寅宗伏羲，商建丑宗神農，周建子宗黃帝。《禮記》疏解釋：

• 建子之月為正，叫天統，因為陽氣始生於下；
• 建丑之月為正，叫地統，因為物在地中含養萌芽；
• 建寅之月為正，叫人統，因為物出於地，人功當須修理。

《律曆志》也說：「三統者，天施、地化、人事之紀也。」

那三正怎麼定？關鍵是測冬至。用土圭測日影，日影最長那天是冬至，最短那天是夏至。

• 冬至後朔日，為天統年首；
• 冬至後第三十一日，為地統年首；
• 冬至後第六十一日，為人統年首。

建寅的夏曆，必須同時考慮天統年首和地統年首，這就是三正並存的根據。三正實質上只有一正，即南正、冬至日。其他二正是據此推算出來的。所以夏代有三正，不必等到商周。

作者又說，秦以亥為正，違背三正規律，所以秦曆行至漢，不到幾十年就大亂。

《史記·曆書》記載：黃帝考定星曆，建立五行，正閏餘，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，是謂五官。少昊氏之衰，九黎亂德，民神雜擾。顓頊受之，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，火正黎司地以屬民。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，二官咸廢。堯復重黎之後，立羲和之官，明時正度。舜亦以命禹：「天之曆數在爾躬。」

作者認為，這說明堯以前已有南正、火正，但二常混淆。堯設羲和之官，「羲」者氣也，「和」者調和也，調和陰陽二正，從而發明「人正」之曆，也就是建寅的夏曆。這個曆成於堯時，傳於舜、禹。

卜辭有年、歲、祀的區別，作者懷疑即地正、人正、天正的專用字：

• 「年」從禾，即地正；
• 「祀」者祀五帝及祖先，即天正；
• 「歲」者遂也，序時節以利人事，即人正。

三正曆實為一個曆法，規則一樣，只是更換年首。建寅的人正曆最合人事活動，最實用。《逸周書·周月解》說：「夏數得天，百王所同。」《律曆志》也說：「夏數得天，得四時之正也。三代各據一統，明三統常合，而迭為首。」孔子說「行夏之時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歷代雖實用夏曆，但三正曆同時保存，有專人管理。周武王請教箕子而垂《洪範》，周用商之制曆之法。《周禮·太卜》掌三《易》之法：《連山》《歸藏》《周易》，田合祿等認為就是三代之曆法。甲骨文中也確有商人尚白習俗。所以「怠棄三正」也是司曆之過。

漢太初曆是中國曆法史上的重大改革。五行所轄天數由每行七十二天，轉為七十三天餘，並強調與月之朔望、五星運行配套。京房等人創「月體納甲」、卦氣六日七分之法。天人相應可追溯到《黃帝內經》。《淮南子》《史記》《律曆志》開始，五行又對應五星。

《律曆志》總結：「天有三辰，地有五行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。」三辰合三統：日合天統，月合地統，斗合人統；五星合五行。至此天、地、人三統觀念大為完備。《律曆志》是班固述劉歆之學，因此劉歆成了近百年來蒙冤最大的偉人。不過，到此時三正、五行的觀念尚未變化：三正只是對應三辰，五行只是對應五星。五行亂則五星也會亂。同時又對應人事之三綱五常、人間之三皇五帝。由於諸多對應，名稱又可互換，後人才產生諸多誤會。

四、改正朔服色與篡改歷史無涉

顧頡剛在《五德始終下的政治和歷史》中，長篇講甘忠可、睦弘、夏賀良、蓋寬等人如何以曲解的五德始終說，勸皇帝改正朔服色，甚至「再受命」，企圖證明歷史可以隨意更改。

作者反駁說：這幾個人先後「伏誅」，正說明漢皇帝不相信這些歪理邪說。董仲舒說王者有不易者、再而復者、三而復者、四而復者、五而復者、九而復者。為何一定要「五而復」？即使要復，也不一定馬上把皇位讓給別人。夏商周各數百年，漢為什麼只有一百多年就要讓位？所以說是歪理邪說。

真正讓漢代君臣牽腸掛肚的是曆法問題。當時曆法已十分混亂，古代定曆文獻又闕如，六曆莫知所從。經數十年努力，終於制定出太初曆。至於改服色，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

司馬遷、班固將人物事跡載於紀傳，鬼神事記於《封禪書》，改正朔記於《律書》《曆書》《律曆志》，人神不相混。顧先生從《封禪書》等篇摘出幾段改正朔服色的故事，想引導大家懷疑紀傳及《古今人表》，是不可能的。因為司馬遷早已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」。

有人分析《莊子》內外篇，認為只有外篇講帝王，因此外篇是漢人從《呂氏春秋》抄去。作者說，「外篇」是古書體例，指承古人之說而作。《越絕書·外傳本事》說：「經者，論其事；傳者，道其意；外者，非一人所作，頗相覆載，或非其事，引類以託意。」可見《莊子》裡的三皇五帝之名，並非從後人書中抄來。

或說《甘誓》語言淺顯，是偽作。作者說：深淺是相對的，不同文體難易不一。《史記》比《宋書》好懂，不能說《宋書》比《史記》早。《尚書》載唐虞夏商周一千多年事，語言不必一致。《甘誓》只是對大兵講的誓詞，當然易懂。說它不是夏語，誰又拿得出標準夏語對比？古文詞換成後人易懂的詞也可能，如《白話史記》，難道能說該書是偽造嗎？

關於古文經問題，康有為寫《新學偽經考》，因讀《史記·五宗世家》與《漢書·河間獻王傳》，發現《漢書》大談河間獻王獻古文經，而《史記》一句不提，於是說古文經是假的。作者說，《漢書》確比《史記》多一小段，但《漢書》是斷代史，文字比《史記》多一倍，若《史記》也這麼寫，那得堆成山。事實上《史記》講孔安國時提到過孔子壁中古文《尚書》，又在《五帝本紀》說：「余嘗西至空桐……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。」他不是不提古文經，而是把古文經當成唯一正確的法寶。

鄒子、劉歆講黃帝以來的事，是學者所共述，不會有大錯。鄒子、劉歆只不過是把「某德」的帽子往「某朝」頭上戴一下而已，決不是篡改歷史。幸好有《世經》，我們才知道《易》之所以不載共工氏、秦嬴氏的原因。

《尚書·洪範》專講五行、五紀和皇極政事。劉節《洪範疏證》認定該書是偽作，影響頗大。作者說劉先生之言多非。試舉前三條理由：

其一，劉說武王滅商在十二祀二月，請教箕子在十三祀，而《史記》記武王請教箕子有十二祀、十四祀二說，均不合。作者說《史記》並無二說，是劉理解有誤。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說「武王既克殷，訪問箕子」，不等於訪問就在十二祀、十三祀。《周本紀》說「武王十一年十二月，師渡孟津，二月至於商郊牧野……已克殷，後二年，問箕子……」這個「後二年」非指十四祀，而是指第二年，即十三祀。古今如此。如《尚書·召誥》「三月惟丙午，越三日戊申」，「乙卯……越三日丁巳」，若按劉的理解，則只越了二日，何云三日？

其二，劉說朝鮮離周京數千里，武王克殷在十二年，釋囚封箕子最早不過此時，去京數千里外的箕子，能於一歲中往而返，來朝於周，此說必不可通。作者說，從十二祀二月至十三祀，有十至二十二個月，足可從朝鮮來到周都。

其三，劉承認朝鮮地名在《山海經·海內北經》有載，且說《山海經》也間或有考，可是經他一分析，朝鮮成了戰國地名，商周不可能有。劉的所謂證據皆此之類，能證明《洪範》是偽書嗎？

《甘誓》非偽書，還可由《竹書紀年》證之。今本紀年說：「王帥師伐有扈，大戰於甘。」「甘」當在今陝西甘肅一帶。古本說「後二十五年，征河西」。《墨子》也有《甘誓》引文。再從該文無「曰若稽古」字樣可知，其書當為夏后以後的史官所記，最晚似不必到商。夏有記史之官不用懷疑，若無，現在能說得出它的世系嗎？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說：「夫夏之將亡，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。」也可見夏有記史之官。

五、結論

總之：

• 「五行」是一年中陰陽二氣消長的五個時段，即五節，是古代司曆的必備要素；
• 「三正」是以天、地、人為參照物而確定年首的司曆方法；
• 司曆者必須同時掌握三正五行的理論，才能制定出符合人事活動規律的曆書；
• 這種理論似可上溯到堯帝之時；
• 《甘誓》源於夏史官所記，非偽；
• 改正朔服色與篡改歷史無關；
• 劉歆等偽造古史的可能性可排除。

用最白話的話說就是：

五行不是五種物質，而是五個季節段；三正不是三個朝代的曆法，而是三種定年首的參照；《甘誓》罵的是曆法官失職；漢代改曆、改服色不是編歷史；劉歆被冤枉了。

華玉講堂-太乙九天玄女派